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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意外的是，博登既没有取杜老板而代之的想法，也没有截流公司业务和资金以自肥，反而是把一个总经理在现代企业制度里应该发挥的功能进行的尽善尽美。金钱也许对于博登来说显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他获取权力和名望的一种手段。因为这种奇葩的经营模式和外人很难理解的权力架构，博登在曼谷纺织业名声鹊起，他后来又牵头成立了泰国纺织实业行业公会，自任会长兼理事长。按理说，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博登只要安安心心地做他的职业经理人，就可以发发完全属于自己的财，行属于自己的权了。但是博登却不是这么想的，其一，在当时的环境下，纺织公司几乎在银行里贷不到款，那么如果公司想获得更大发展的话，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就肯定会困难重重。其二，纺织公司的老板有什么政治地位可言，又算多大的官呢，确切地说就是相当于什么级别的领导？那么如果既无政治地位，又无法算个官的话，发点财又算个什么呢。这样，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博登就想方设法要把曲琴公司往正儿八经的政府机构方面靠。一开始，曲琴公司是独立法人单位，不归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和机构。后来博登想出一个鬼点子，他先是捐赠了一批库存物资，而且通过中间人，联合国有的曼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一起捐赠，在民政部门的登记中又将慈善证书据为己有，对外宣传就偷换概念，慢慢造成一种自己属于国有挂牌单位的感觉。不过后来当博登得知曼谷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只是一个较低级别的单位时，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大发雷霆：“他们只是芝麻大点的单位，那我们又算什么级别？”

    结果博登又通过自己的关系，把曲琴公司挂靠到了了曼谷行政执法总队下面，代价是每年上缴一千万铢的冠名费。这下博登心里终于踏实了。他没有心思重新装修公司的建筑，也没有心思认真管理部下，整天就是对外公关，对内训话。有次公司开大会时，博登这样给手下的干部训话：“你们都要好好干，要不公司倒闭了，我没什么损失，还能到行政大队去当个主管，你们到哪儿去混饭吃？”

    如此一来，至少在名义上，曲琴公司已不再是私营企业了，而是省一级下属的一家国有性质的单位了，总经理博登也自我感觉是个领导干部了。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博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了，开始有了异乎寻常的大气魄。

    为了让公司尽快扩大，为了有更多的手下，以使自己的领导身份名副其实，博登先后吞并了好几家濒临倒闭的小企业。有印染厂、模具厂、纸箱厂、包装公司，同时，又在公司下面成立了不少新单位，像旅游经营部、玩具厂、广告公司、农副产品批发部、饭店，还在市郊办了个养猪场（专门饲养乌克兰大白猪），总之，摊子铺得越大博登越高兴。虞子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混到曲琴集团的。

    自然，吞并别的企业和成立下属单位需要大量的资金，对此博登眼睛都不眨一下，只管向银行贷款。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跟草纸似的只管从银行去取，花起来也跟用草纸擦屁股似的全不当一回事。那么，银行又不是博登开的，他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大量贷款呢？这里就要说到博登的用人之道了，这既体现了他的聪明之处，又可以说是他愚蠢的地方。曲琴公司扩大为集团后，博登招收了大量有权有势的人的亲朋好友在集团任职。结果，银行行长的女儿，招商办主任的连襟，丝绸厂副厂长的老乡，法院经济庭庭长的弟弟，工程学院副院长的儿子，税务局税务科科长的妹妹，警署署长的朋友，医院院长的情人，无线电厂厂长的表弟，宣传处处长的表外甥……一句话，博登用这种方法给自己编织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贷款，担保，减免税，批块地皮，拖欠债务等等。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人要么就是本来就不能干事，要么就是自恃关系不屑于干事，而且对于他们还不好管理，除了博登本人谁都能管之外，别人要想管他们，还真得思量思量，弄不好被管的人还没怎么样，管的人倒先被博登臭骂一顿。

    不过公司混乱成这样，盲目乱铺摊子和用人不善可能还只是个次要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博登本人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

    听说博登以前喝起酒来还没有这么厉害，可随着公司越来越大，他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终于喝起酒来再无节制了。博登每天喝两场酒，中午一场，晚上一场，他逢喝必醉，逢醉就要发酒疯，骂人，干出种种荒唐事。公司里的人都知道，找总经理博登谈工作，一定要在上午，过了中午他就不再清醒了。

    大人物都有大人物的派头，博登自然也是如此，他喝起酒来，集团公司的中上层干部是都要作陪的，然后博登喝多了——这几乎从无例外，便开始骂人，在酒桌上看谁不顺眼就骂谁，被骂的人不仅要忍气吞声，还要赔笑脸，否则可能一个酒杯就要飞过去了，挨得近的可能就是一巴掌，集团的不少中层都被博登打过。无论是被骂还是被打，都不敢吭声，除非是不想干了。这时惟一能做的，就是祈祷博登尽快喝醉，被人搀下酒桌。

    博登喝醉后，名堂更多。一次喝醉了，几个干部把他扶到公司的会议室，让他躺到长沙发上休息。这时人事科邱科长为了讨好博登，蹲下身子去给他脱皮鞋，冷不防被博登一脚踹在腰部，腰子差一点就给踹炸了，当时就瘫在地下起不来了。他在家休息了好几天才来上班，以后一见到博登喝醉他就只敢侧身站在他面前，以妨再踹他的腰子。

    另一次，公司驻仰光办事处主任回公司述职，这是个老头子，五十多岁，姓房，他同时还兼任着公司的副总经理。回来了自然要陪博登吃饭，名义上是给房主任接风。酒桌上博登着实夸奖了房主任一番，还一连跟房主任干了几杯酒，又命令别的人向房主任敬酒。房主任一来舟车劳顿，二来年老体衰，不胜酒力了，喝了一会儿就提前退席，回到公司的会议室去午休了。这边周亚振照例喝醉后，几个干部也扶着他去会议室休息。周亚振一进会议室，看见房主任正打着鼾躺在长沙发上睡觉。房主任睡觉有个习惯，眼睛半开半闭，露着眼白，博登见状甩开扶着他的人，猛冲过去扑到房主任身上，两手紧紧地掐住他的脖子，一边掐还一边骂：“让你翻白眼，让你翻！”可怜的老头子被掐得脸色发白，舌头都吐出来了，要不是别人一拥而上，把博登给拉开，说不定房老头子当场就被掐死了。

    还有，博登好色也是出了名的，喝醉了之后更是如此。以前，博登中午喝醉后回到公司，见到女职员了就会两眼放光，竖起食指，然后食指朝自己面前一勾一勾的，意思是要人家过来。谁敢过来？女职员见到他这副样子都花容失色，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赶快逃。有一次设计部的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人自恃貌丑，动作慢了些，没有走脱，被博登堵在了办公室。他二话不说，就把她按倒在了办公桌上，搞得这女人像杀猪似的叫了起来，当然也没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是让博登狠抓了两把，还没等他再有所动作呢，旁边的干部立刻七手八脚地把他给拉开了。不过这种事情以后就不多了，原因是博登不知什么时候起把财务部的一个女会计弄上了手，接着两人不顾各自的家庭，公然同居了，然后这个女会计就被提拔成了财务部的总监，就是现在的蓝部长。有了蓝部长后，博登在这方面就收敛多了。尽管如此，女职员们都还心有余悸，见到博登喝醉后，她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所以这几乎已成了惯例，每当中午博登在饭店喝醉了，快回公司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作陪的干部提前回到公司，通知大家一声：“老总喝醉了，马上来。”

    这时候公司里的男男女女都一哄而散，开始东躲西藏，有的人就干脆下班回家了。女的是怕被博登调戏，男的是怕挨他的骂。霎时间公司里就变得静悄悄的了，然后就见公司里的一群中上层干部前呼后拥着博登回来了。一直等到他躺下了，睡着了，公司里才会又热闹起来。

    要说博登如此胡作非为，怎么下面的人离职的不多呢？不光离开的人很少，相反想进来的人倒很多。大家干嘛还要赖在他手下活受罪呢？答案是这样的，凡事都有利有弊，在博登手下虽然会受窝囊气，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起码你可以不干活儿（或只干极少的活儿）就有钱挣吧，这种好事别的单位有吗？其次，那些当干部的，有点实权的，都在利用公司管理的混乱或多或少地为自己捞钱。就说韩副总吧，以后曲琴公司完蛋后，他自己开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化工厂，那么他开厂的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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