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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北伐胜利以后，蒋介石派王柏龄谋求云南归顺中央，因为龙云是王柏龄的学生，所以，在昆明办事，王柏龄很顺手，而且龙云也想利用蒋介石这棵大树镇压云南省内的异己派势力，这样一拍即合，等于说王柏龄立了一项大功。立了大功的王柏龄自然要获得酬庸，蒋介石许给他上海市市长的职务。王柏龄高兴的不得了，委任状还没有下达，人就跑到了上海。他到了上海不要紧，可有一个人挑理了。谁啊？宋氏三姐妹的老娘倪老太太。老太太发话了：“茂如到了上海，怎么也不来看我啊？”这话传到王柏龄的耳朵里，也不知道这位老大犯了那路神仙脾气，脱口就是一句“她又没把女儿嫁给我，我为什么去看她？”你说这话说的？一下子就把倪老太太给撞到南墙上了。倪老太太的三个女儿，三个女婿外加一个儿子，这都是近现代中国响当当的人物，她能咽下这口气吗？一状告到蒋介石那里，王柏龄的上海市市长彻底没戏。

    王柏龄这样的性情自然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落了下风的王柏龄还经常在蒋介石面前攻讦何应钦，而何应钦从来不在蒋介石面前说王柏龄的任何是非，这样一对比，蒋介石又发感慨了：“敬之有古大臣之风。”言外之意就是你王柏龄“人心不古”。吃了这种定心丸的何应钦更加卖力为蒋介石效劳。因此，当蒋介石问起经常在他窗前跑步的学生是谁时，何应钦连个“喯”都不打，立刻说出林谦的姓名、籍贯。蒋介石一听更高兴了，教导团交给何应钦这一步就走对了。何应钦试探的询问蒋介石是否要召见林谦。蒋介石摇摇头：“不急，还要历练他一段。”何应钦连忙点头称是。

    蒋介石之所以不急着召见林谦，一层因素是嘴上说的“历练他一段”，另一层因素则是他的“耳报”还没有送来有关林谦的足够信息。掌控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此时的主要任务，虽说把教导团交给了何应钦，但作为黄埔的第一号人物怎么能把信任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呢？诸葛亮说过：“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无腹心者，如人夜行，无所措手足；无耳目者，如冥然而居，不知运动；无爪牙者，如饥人食毒物，无不死矣。故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何应钦是蒋介石的腹心，而爪牙、鹰犬、耳目则另有其人。当时在军校为蒋介石刺探各路人马情报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胡靖安，一个是曾扩情。

    胡靖安为蒋介石推荐了戴笠，可以说没有胡靖安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戴老板”；曾扩情为蒋介石用反间计除掉了皖西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红军名将许继慎。然而，蒋介石最后给这两位的定语是：“胡靖安无能，曾扩情无耻。”

    但眼下蒋介石也好，何应钦也罢，最先考虑的是东征的大问题。孙中山北上之后，陈炯明纠结一部人马，威胁广州，企图旧梦重温。1925年2月，何应钦奉命率领教导第一团参加东征。这次东征战役下来，让蒋介石尤为看清楚了何应钦与王柏龄。战役初始，王柏龄身为教导第二团团长，竟然炮击友军，尽管这是误炸。可他稀里糊涂的劲头令蒋介石大失颜面。蒋一怒之下撤了王柏龄的教导二团团长职务。接下来的“棉湖之战”，何应钦大显身手。这场战役不但让南中国的各路人马看清了黄埔学生军的力度，更让一切觊觎广州政权的各派势力倒吸一口冷气。战役结束后，何应钦的教导一团全团伤亡三分之一，9个连长阵亡6人，伤3人。战斗打到最艰苦的时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亲自搬运弹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周恩来始终处在第一线激励士气。蒋介石对何应钦说：“你必须顶住，千万不能退后一步，此地要是败退，广州就危在旦夕！”何应钦说：“我用脑袋担保决不后退一步。”转过身来喝令炮兵连连长陈诚：“你身为炮兵连长，连几门山炮都拉不响吗？”陈诚满面羞红，亲自跑上去架炮、开火，一炮命中目标。战后，蒋介石当即宣布陈诚升任营长。苏联顾问，苏联开国五位元帅之一的加伦（布留赫尔）将自己的佩刀解下赠给何应钦。棉湖一战成就了何应钦一生的英名，也基本奠定了他在黄埔系中的第二号人物的声望。这种余威即便是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后仍旧存在。

    小说《红岩》中塑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徐鹏飞，此人的原型叫做徐远举。他在国民党特务系统中有“拼命三郎”的“雅号”，即为了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可以六亲不认，目中无人。1928年，“初出茅庐”的徐远举衔命利用唐生智、刘佐龙之手杀人，而后，竟然把人家的女儿也给搞上了床（就是徐远举后来的老婆耿静雯）。他抓捕刘国鋕（《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时与四川地方实力派头子何北衡发生纠纷，以何北衡的身份，一般特务头子都还是要买账的，可徐远举就是不管那一套，甚至要用处决刘国鋕来向何北衡示威。（何北衡与刘国鋕有亲戚关系）最后，刘国鋕的兄长转托到了何应钦的门下，何应钦发话了，徐远举这才罢手，事后他对沈醉说：“何老总说话了，我还能不听吗？”以徐远举这样的“恶犬”尚且畏惧何应钦的权望，更遑论他人了。

    身为黄埔三期学生的林谦尽管无缘于这次棉湖苦战，但很快被卷入到另外一起震惊国民党高层的政治事件中去，并且由衷的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件事还要从“廖案”说起。

    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孙中山去后，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被黄埔学生军一举平定。而此时的黄埔军校内已经暗流涌动，在1925年2月成立的为核心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同军校内拥蒋派为核心的孙文主义学会冲突日益激烈。林谦本人也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抉择。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校内都不断的“招兵买马”，孙文主义学会因为有戴季陶出面支持并且得到蒋介石的默许，特别是主持这件事的王柏龄很想利用这个学会在蒋介石面前一显身手，所以，该学会的活动特别猖獗。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贺衷寒、邓文仪四处游说，广建党羽。也有人找到了林谦，动员林谦入会。林谦没表态，青年军人联合会找到林谦，林谦同样也没有表态。方暾私下里悄悄的对林谦说：“国长，你这么干，孙文主义学会那帮人还不恨透了你？”林谦笑了笑说：“他们现在没工夫恨我，他们最恨的是蒋先云、许继慎。”    方暾说：“他们恨这两位是由来已久的，不稀奇。”林谦说：“曙曦老弟，你是有所不知，现在军校里又有了一桩奇闻。”方暾来兴趣了：“什么奇闻？”林谦说：“凡是加入孙文主义学会的每人给大洋三元。”方暾说：“不会吧？这不成了帮会了吗？”林谦：“所以，人家现在都管孙文主义学会叫做‘三元会’。”方暾想了想，突然明白了：“这该不会是那边想出的主意吧？”林谦点了点头：“现在孙文主义学会贺衷寒他们就怀疑是蒋先云、许继慎搞的把戏，这件事在同学中都传开了，大家对孙文主义学会印象糟得很。”方暾说：“蒋先云、许继慎不会干这种事，这两位是有名的特立独行，干这事的一定是另有其人。”林谦：“不管怎么说，眼前这两家闹的乱哄哄的，我们进去就是蹚浑水。心存校长，不在乎加不加入孙文主义学会。”

    方暾猜的没错，关于“三元会”的传说始作俑者的确不是蒋先云、许继慎，而是余洒度。余洒度与贺衷寒、邓文仪都是湖南同乡，可是，他们几位可不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而是“老乡见老乡，背后给三枪”。余洒度主持血花剧社很出风头，但孙文主义学会中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他就宗奉邓演达，准备另起炉灶，而且还暗中组织一批人反对孙文主义学会，“三元会”的“传说”，就是他鼓动人搞出来的。蒋介石后来见青军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与孙文会积不相能，就另外成立了黄埔同学会，派军校里的有名的“不沾泥”的曾扩情担任黄埔同学会秘书，主持同学会日常工作。（曾扩情在军校内与各派势力关系都非常好，从不轻易蹚浑水，人称“不沾泥”）派余洒度为同学会宣传科科长。余洒度一下子爬到了贺衷寒、邓文仪这些人的头上，让他们恨之入骨，后来收集材料排挤余洒度，余洒度终于落败。1927年，余洒度参加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本来是朝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方向发展，不料本人没有坚持下来，中间脱队，重又回到国民党阵营中，进了“自新同学招待所”，属于“失足青年”那一路子的。1934年，余洒度与蒋介石的侄孙蒋孝先闹翻，被蒋孝先扣上一顶“贩毒藏毒”的帽子，惨遭枪决。

    林谦没有参加孙文主义学会的最根本的因素他并没有跟方暾说实话。因为他通过刘天程了解到何应钦对孙文主义学会并不满意。何应钦本人虽然不得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装装样子，但本心上对于这个给王柏龄提供“咸鱼翻生”的舞台的“狗皮膏药”异常反感，只是何应钦脸上不便直接挂出来罢了。所以，当他得知孙文主义学会拉拢林谦入会不成的事情后，他特地让刘天程关照林谦，不要担心打击报复，要是有人为难你，你就可以找何应钦诉苦。而且，何应钦还把林谦的“心存校长，不在于加不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这句话在恰当的时机说给了蒋介石。所以，当孙文主义学会的人跑到蒋介石跟前给林谦打小汇报时，蒋介石就哼了一声，说：“你们连林谦这样的中立派都拉不过来，还搞什么组织？”陈伯达曾经一语道破“政治”的根源——就在于跟人。

    黄埔军校内部的倾轧只是国民党高层暗斗的表象之一。孙中山去后，国民党中央出现巨大权力真空。“代帅”胡汉民有着“右派”的烙印，且心胸狭窄，与掌握军权的许崇智矛盾重重。而一心为公的廖仲恺则一如既往的冲在最前面，此前国民党右翼对他的新仇旧恨因为廖仲恺的频频出镜变得尤为激化。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中央党部门前遇刺身亡。史称“廖案”。这件事发生后，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组成“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因为主谋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汉民便是全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只好黯然下课。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蒋介石兼任军长。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9月，蒋、汪第一轮合作的第二颗“硕果”瓜熟蒂落——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实权派首领许崇智必须下台。早在处理廖案时，汪精卫与蒋介石就有过政治上的高度默契，即蒋介石帮助汪精卫驱逐胡汉民，令汪精卫取得国民党党权和国民政府政权的统治者的地位。而后汪精卫保证让许崇智滚蛋，让出军队方面的指挥权给蒋介石。许崇智不但是蒋介石的顶头上司，（许担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粤军参谋长）而且还是蒋介石的领路人之一。但眼下的许崇智最大的角色便是蒋介石前进路上的绊脚石，所以，蒋介石没有道理会让许崇智继续“活”下去。

    9月20日这一天，蒋介石调集黄埔学生军包围许崇智的寓所，这招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崇智的嫡系大将许济、莫雄等人都蒙在鼓中，许崇智寓所的防守部队根本不是黄埔学生军的对手。林谦也参加了这次驱逐许崇智的行动。在围堵许崇智寓所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

    黄埔学生军虽然是由黄埔学生组成的，但并不是说完全孤立的背景。黄埔学生军中不少人以前就是粤军中人，两者是交叉性质的。而且，许崇智这人治军较宽，对下属一直不错，黄埔学生军中有些人也很感念他，这时候奉上峰之令来驱逐自己的老长官，这在一个特重袍泽、江湖的旧道德时代，往往难以下手。刘天程一看这架势就觉得坏了，这要是完不成任务或者完成不好的话，别说蒋介石那里不答应，就是何应钦第一个就得废了他。他看了看站在一边的林谦：“国长，你看???”林谦：“连长，请给我十个人，三挺机关枪。”刘天程马上答应。林谦带着这十个人，三挺机关枪，一下子就把通往粤军司令部与许崇智寓所的一条关键消息小路给封死了。这样一来，林谦不但封死了粤军可能知道消息后的变生肘腋，也封死了黄埔学生军部分粤军中人心中最后一点残念。因为谁都清楚，这条消息路一旦给封死了，别说粤军援军，就是一只鸟都休想飞过来，许崇智彻底完了。

    许崇智等不到援兵，却接到了蒋介石的电话，蒋介石在电话里告诉许崇智：“现在广东的空气对总司令非常不利，请总司令到外面避避风头，将来事态平稳了，还要请总司令回来主持大局。”蒋介石还给许崇智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许崇智一看信就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黯然出走。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许崇智丢了粤军总司令这一职务的确损失很大，可手中拿着蒋介石的这封亲笔信也成了许崇智日后的一块“点金石”。只要许崇智手头紧了，就跟蒋介石伸手要钱，蒋介石不管数目多大，从不含糊，一律送去。后来，蒋介石托张静江、吴稚晖出面另外给许崇智一大笔款子，“赎回”这封亲笔信。可是，当蒋介石拿到这封长信的原件时，他又傻了，因为这封长信原件的四角都有图钉钉过的痕迹，很显然，这是事前许崇智把此信做了拍照留底处理。许崇智对亲信说：“我就是让他知道，他欠我的帐永远也还不清。”

    林谦这“临门一脚”让蒋介石铭心刻骨，记了一辈子，直到败退台湾，蒋介石仍旧对林谦当年驱逐许崇智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记忆犹新，不能忘怀。

    蒋介石为什么对林谦的这一“奇功”不能忘怀呢？说来话长。举凡一个成功或者成熟的政治家，他心中都有一杆能够掂出真正分量的功过的大秤。什么叫奇功？什么叫险功？什么叫大功？什么叫头功？等等等等。汉朝初年，皇帝大封功臣，武将们呲牙跟刘邦说萧何有啥功劳凭啥封为天下第一侯？刘邦是什么人啊？他面对的又是些什么人啊？他们肚子里转的肠子有几曲，刘邦是一眼望穿。刘邦就说了：“天底下立功的有两种，一种是功人，一种是功狗。功人是指路的，功狗是玩命的，你们说说看，功人和功狗能一个量级吗？”武将们都没脾气了，敢情自己都是“狗”，那还争什么啊？

    具体到蒋介石驱逐许崇智这件事上，对于蒋介石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且这个影响也是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以后慢慢琢磨过来的。一个人活在世上，按说应该知道自己去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充当什么样的人物。但实际上能够琢磨明白的寥寥无几。清同治六年夏，湘系头子曾国藩与他的亲信幕僚赵烈文之间有一段臧否当朝高层的对话，谈及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恭亲王时，赵烈文说了一句话：“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也就是说赵烈文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搞清楚他自己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应该如何应对。说起来这是次高当局了（比最高当局仅低一档），仍旧没琢磨明白自己的身份。蒋介石一开始也一样不能免俗。刚刚就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还闹过意气，其实是“撒娇”，但至少说明他对这个牌位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相当的认知，包括何应钦在内更是如此。可蒋介石的聪明就在于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很快就发现角色的重要性。然而，这个重要性到底如何重要或者说如何把这种重要性真的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去，蒋介石脑子里还是不那么清晰。这也就是蒋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轻率的鼓噪陈果夫等人推举自己出掌“民国总统”的由来。个人势力的突然膨胀让蒋介石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没有清醒的意识到什么是本？什么是末？

    等到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蒋介石的路数就变了，自己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以军治党”、“以军治国”的方向上，专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政府的牌位让给空心大老来做，避开事务性的东西，专抓实权。这是蒋介石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之一。经过十几年的运作，特别是抗战之后，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政府的对比较之战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现代版“军机处”，军统、中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就蒋介石个人集权的道路上，“军党论”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然而，抗战的巨大胜利让蒋介石冲昏了头脑，包括他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也自予予雄，人莫予毒起来。英美派的鼓吹、躁动，让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那段“总统情结”又开始食指大动。事实上，国民党的行宪国大是最臭的一步棋，得罪了天下各方势力，且在党内也搞得四分五裂。而且，这顶并不实际的“中华民国总统”的帽子彻底毁了黄埔系和桂系这国民党最后的两根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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